大战争——从历史走进现实

【知远导读】本文编译自俄罗斯著名国际政治期刊《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网站2023年11月1日刊载的同名文章，主要透过俄乌冲突分析背后各国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博弈，从历史和现实角度揭示了世界大变局中大战争的显著特点与形态发展。

历数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发生过的战争，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在持续时间、参战与伤亡人数方面似乎都称得上是最大规模，更重要的是，其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力也可谓独一无二。

俄乌冲突是美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之间利益冲突的结果，与之最相似的先例是70年前的朝鲜战争。尽管两者在行动战术和军事装备方面大相径庭，但在地缘政治方面却十分接近，具体而言：从形式上看，都是一个核大国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投入兵力，以打击一个从敌对核大国那里获得军事援助与技术支持的无核国；从结果来看，都是不仅关乎作战区域内国家的前途命运，也关乎整个世界秩序的未来走向。

多米诺骨牌理论

1950年1月，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在有关美国亚洲政策的演讲中宣称，朝鲜不在美国为对抗“苏联帝国主义”而划设的亚洲“防御圈”之内，美国参战的主要原因是担心共产党在朝鲜半岛的胜利会拉开横扫亚洲和征服世界的序幕。朝鲜战争停战后，这些观点在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提出的“多米诺骨牌理论”中被再次提及。俄乌冲突的结果同样也关系到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未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曾在2022年2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会议等多个场合不止一次表示，乌克兰危机的利害关系远不止乌克兰国家利益，而是威胁着数百万人的生命安全，也威胁着维护世界稳定的《联合国宪章》和国际秩序的基础。如此重大的利害关系与核武器因素相互叠加，决定了俄乌冲突的性质。

有限参与

与苏联当年参与朝鲜战争一样，美国虽然也是实质性参与俄乌冲突，但却只是动用了有限的武装力量，目的是为了尽量避免冲突的垂直升级。朝鲜战争中，苏联向朝鲜派遣了空军、高射炮兵和无线电技术部队。这些兵力虽然在后方作战，但却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共摧毁数百架美军飞机，并造成美军大量人员伤亡（约3.6万人死亡，10万多人受伤），因此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正是苏军的作战行动，成功阻止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利用空中优势破坏中国和朝鲜军队的补给线，并最终将朝鲜战争拖入了前景扑朔迷离的持久战。俄乌冲突中，美国的侦察卫星、侦察机和无人机构成了由乌克兰导弹系统等武器装备组成的侦察打击统一体系的一部分，乌克兰武装部队可以根据美方提供的目标指示，利用远程武器对俄军实施大规模打击。显然，敌对超级大国有限地参与军事行动，对另一方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这一点在朝鲜战争和俄乌冲突中体现得出奇的一致。为了避免战事升级，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没有打击苏联的空军基地，而如今俄罗斯暂时也没有打击乌克兰侦察、通信和指挥系统所依赖的美国卫星。

巨额援助

没有直接参战的大国及其伙伴国，往往承担着为参战盟国提供补给的重任，并为此耗费大量的资源。根据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从2022年1月至2023年5月，乌克兰得到的外部援助总额达到1650亿欧元，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加。苏联在朝鲜战争中军费开支的具体数字，尚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即使运往朝鲜战场的大部分是伟大卫国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武器和战利品，其价值也相当可观。况且，苏联还向朝鲜和中国提供了部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如米格-15战斗机等，这对于处于战后经济复苏和极端贫困状况下的苏联而言，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核武器阴影

毫无疑问，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是一段极其敏感的时期，其间几次危机确实有可能升级为全面的持久战，甚至是核战争。朝鲜战争最后能够达成停战协定，可谓是全人类的幸事。与朝鲜战争一样，俄乌冲突也是在核武器的阴影下进行的，虽然还没有真正使用，但已经设定了使用的条件，也就是说，当战事升级到特定阶段，冲突一方有可能考虑核武器的选项。在朝鲜战争期间，为了避免战败，联合国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曾经正式向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提出过使用核武器的计划。而俄乌冲突延宕至今，尽管西方一直指责莫斯科“挥舞核大棒”，但事实上俄罗斯从未官方宣称打算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也没有郑重地给出使用核武器的理由。俄罗斯方面关于核战争风险可能上升的声明，只是为了防止北约公开干预俄乌冲突（例如，讨论关于建立禁飞区的方案）。事实证明，这些声明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总的来看，非核冲突拉高了核冲突的危险，但却不一定真的导致核冲突；核武器不仅为大国实施核战争划设了地理和政治框架，而且还限制了某些非核武器的使用。

战略误判

朝鲜战争源于朝鲜半岛南北两个政权之间的长期矛盾。尽管是北方率先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但不可否认，在开战之前南北政权早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都想凭借一己之力统一朝鲜半岛，双方之间经常爆发武装冲突（这与2015-2021年的顿巴斯局势十分相像），其中许多冲突是由南方主动挑起的，可见南方的雄心壮志和强硬程度丝毫不逊色于北方。而北方政权把征服南方看作是自身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对南方内部政治局势做出了过于乐观的评估，误以为果断的一击就能使南方政权彻底垮台。这一点，与俄罗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以为很快就可以迫使乌克兰接受和谈条件极为相似。

为未来而战

无论是朝鲜战争，还是俄乌冲突，都发生在国际关系体系的结构性调整期，都是为了争夺未来世界秩序构建过程中的话语权而战。在二战结束初期美国霸权地位凸显的形势下，朝鲜战争称得上是推动两极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假设当时美国取得了令人信服的胜利，即击败共产主义力量并帮助南方政权统一朝鲜半岛，那么两极世界格局就将被提前扼杀或推迟形成。不过现实情况却是，尽管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恢复了一些二战时期的经济管理紧急措施，包括对商品价格和劳动工资的指令控制，但最终还是没有取得令人信服的胜利，这也意味着美国将面临一个势均力敌对手的直接挑战。随后，苏联在发展工业经济、导弹技术和核技术，以及确立核均势等方面接连取得的可喜成就，进一步巩固了两极格局形成的态势。但对于美国而言，虽然未能实现全球目标，但也谈不上惨败。在朝鲜半岛南方政权得以保全、美国联盟体系得以巩固的同时，美国加紧修订并完善了军事和经济政策。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时间里，美国一直处于防御状态，而苏联则保持进攻势头，并不断扩大自身在全球的影响力。不过，无论如何，美国还是保住了其“头号超级大国”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苏联开始逐渐走下坡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从两极走向单极，由于苏联以自我毁灭的方式丧失了原有的国际地位，这一过程并没有伴随军事行动。

虽说俄罗斯直接卷入了乌克兰危机，但这并不是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变动的主要诱因，因为一切变化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自身实力减弱有关，具体表现为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显著降低、债务总量快速增加、国内社会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以及政治体系功能日益失调等。在此背景下，中国迅速崛起并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经济中心。尽管在全球金融、名义GDP和一系列技术发展方面，中国还落后于美国，但差距正在不断缩小，而且在工业实力方面已远超美国。与此同时，另有一些发展速度较快的非西方国家，也令美国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压力。

在国际舞台上，俄罗斯不是美国最大的对手，但却是最强硬和最有力的对手。鉴此，美国试图充分利用乌克兰危机，通过对乌军事援助和对俄全面制裁极大削弱俄罗斯的国际政治地位，极力制造莫斯科的政权更迭，从而也向其他潜在对手发出强烈警告，以长期巩固美国无可争议的霸权地位。在完成针对俄罗斯的这项任务后，美国将集中其全部资源及所有盟友的力量，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施压，即通过阻止中国进入国际市场，并切断中国获得先进技术及战略资源的渠道，来破坏中国经济增长和国内稳定。在中国这个强劲的对手面前，美国只有竭尽全力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实事求是地讲，虽然目前美国巩固了对欧洲和亚太地区一些关键盟友的控制，围绕战略目标增强了国内精英群体的凝聚力，并开启了新的战争经济模式，但由于未能阻止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并迅速击退俄军的进攻，也未能有效保护盟友乌克兰免受人员伤亡和破坏，目前美国自身同样蒙受重大损失。一方面，乌克兰经济遭受巨大破坏，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会从战略资产变成战略负债，每年需要数百亿美元来维持；另一方面，为了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西方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而俄罗斯海外资产被扣押，则进一步推动了全球范围内“去美元化”和拒绝西方掠夺性金融体系的进程。

反观俄罗斯，借助对乌特别军事行动能够彻底改变国内政策并有力推进“精英国有化”，从而完成一些在正常稳定局势下不可能实施的变革。可以说，在成功稳住国内经济和政治局势之后，俄罗斯走上了经济军事化和扩军之路，其给美国带来的威胁很有可能比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之前还要大。

摒弃无效经验

在俄乌冲突的早期阶段，无论是俄军，还是乌军，都显露出缺乏与大战争相匹配的能力。随着在作战指挥和后勤保障等方面接连犯错，双方军队均损失惨重。究其原因，不单单是在于现有军事科学技术和战术指导思想的发展滞后，还在于上一个时代培养出来的军队指挥员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不具备在战损严重的情况下运用新型侦察指挥手段应对高精度武器威胁，以及充分发挥政治因素作用的能力。很久以来，一直存在这样一种观点：过去的几十年中，大国在针对实力明显较弱的敌人发动平叛行动及战争行动中所积累的大量经验，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众所周知，苏联时期一些军队领导人曾坚决抵制研究阿富汗战争经验，并因此在改革期间被批判为思想僵化和反对进步，但现在来看，显然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

2023年初，在俄罗斯实施部分军事动员措施之后，乌克兰方面在2022年凸显的兵力优势逐渐丧失，双方转入旷日持久的阵地战。随后的一年时间里，在伤亡惨重的“拉锯”战过程中，无论是俄罗斯一方，还是乌克兰一方，都锻炼出了能够在21世纪上半叶的技术条件下实施大规模地面战争的军队。目前，在战术和训练方面，俄军和乌军均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大战争必然伴随着大改革，而这样的改革对于一个近期没有大战经验，且受到各种“混合”、“反恐”、“平叛”、“维和”和“人道主义”等行动所累的国家而言，实施起来确实很艰难。也许，与常年在山区和沙漠中拿着生锈的RPG-7火箭筒同伊斯兰极端分子周旋的军队相比，那些在近30年间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亚洲国家（例如，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军队反而更容易适应新的现实。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动进攻，随后双方展开激烈交火。以色列国防军装备西方国家先进的武器系统，作战经验丰富，但其战术水平却饱受参加俄乌冲突的双方军队和军事专家的诟病。如果以俄乌冲突的标准来衡量，以色列的情报侦察能力可谓相当薄弱，抵御敌方大规模无人机攻击的手段明显不足，官兵的作战技能也有待提高。按照乌克兰军方的观点，在敌军火炮和无人机的持续威胁之下，以色列国防军在开阔地区大规模集结部队和装备、密集部署火炮和弹药的做法实在令人费解。从马里乌波尔、索莱达尔和巴赫穆特的作战经验来看，以色列步兵在居民点内实施行动时所采用的战术似乎也已经过时。

恢复工业基础

俄乌冲突的进程，再次证明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关于军事是“大工业的一个分支”的英明论断。然而，西方却恰恰忽视了这一点，错误地将生产基地转移至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导致北约50个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弹药总和，竟然不及俄罗斯一个国家的产量。但不可否认，在后苏联时代失去了相当一部分工业基地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工业发展也暴露出许多薄弱环节，因此尽管军事生产的速度比西方快，但还远远达不到俄罗斯军队的预期。

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为了确保作战行动取得成功，不仅要加大高科技武器装备的生产规模，还要保证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快速生产出中低端产品，例如，卡车、非制导弹药、军服和装具等。值得一提的是，制造业、采掘业及农业的全部潜力几乎都可以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用于实现军事目的，但与之相比，除了运输、信息通信和医疗之外，大部分服务业对于军事却没有太多的支持。考虑到服务业在现代经济体GDP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GDP指标对于评估一个国家的军事潜力似乎没有太大意义。美国和欧盟的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分别为78%和73%，这说明它们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的能力很低。七国集团GDP全球占比为44%，但在乌克兰战场上与俄罗斯（GDP全球占比为3.2%，却拥有非常强大的采掘业、农业和中等发达的制造业）角力时却没有显现出优势。

正是基于扩大军事生产的需求，现在主要军事大国正在考虑恢复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的工业基础，以确保在对外关系中断的情况下军工综合体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部门能够正常运转、稳定输出。对俄罗斯而言，恢复机床制造业和微电子工业是眼下最为关键的任务之一，需要为之付出巨大努力。当然，对于农业、信息通信技术和运输业的发展，同样不可忽视。

自主军工生产

与20世纪上半叶的情况不同，当今世界生产链日益复杂，生产军用装备和具有战略意义的民用装备所需材料、部件和设备种类不断增多，因此几乎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保证军事生产的自主性。例如，美国在实施军事行动时离不开盟友的支持，在军事工业领域更是依赖与盟友的联合生产；俄罗斯虽然不太依赖武器装备的联合生产，但却无法满足自身对工业设备以及部分电子元件的需求；中国在军工生产领域的自主能力或许已经接近苏联鼎盛时期的水平，但在一些国产系统中仍需广泛使用进口元部件。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的自主能力则更弱，尤其是欧洲国家，可以说，一旦国际供应链遭到破坏，这些国家的军工生产恐怕将无法正常运转，军需品也将难以为继。由此可见，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倘若战略性武器弹药的生产过度依赖于国际分工，那么无异于将致命弱点暴露在敌人面前。

长期以来，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全面制裁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引发俄经济崩溃，同时也是为了造成其军工生产严重下滑。然而，由于俄罗斯拥有坚实的工业基础，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俄罗斯继续保留了部分供应渠道，美西方所期待的结果并没有出现。美国在对华发起“新冷战”过程中，同样也强调了对生产链的破坏，禁止向中国出口先进的微芯片和制造芯片的设备，而作为反制，中国也采取了限制出口太阳能电池板组件和材料等措施。

实践证明，在全球局势跌宕起伏的背景下，大国都急于最大限度地将具有战略意义的主要民用装备和最重要武器的生产链转移至本上，实现自主闭环生产，甚至不惜以降低质量和提高成本为代价。

强化信息手段

近几十年来，侦察、通信和指挥等领域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提升了相应武器装备的作战效能，信息的重要作用也随之在现代军事行动中日益凸显。

俄乌冲突过程中，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支援，大大提高了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作战能力。一方面，美国通过建立一个有效的数据传输系统，依托侦察卫星，以及部署在北约东欧成员国境内的远程雷达探测和控制飞机、无线电电子侦察和网络行动中心，及时将获取的情报信息传递给乌军；另一方面，美国直接向乌军援助了先进的技术设备，并将“星链”系统供乌军使用。可以说，这种信息支援的实际效果远远胜过提供火炮、坦克或导弹等致命武器。

俄乌冲突初期，乌军主要凭借老旧的苏联“圆点-U”导弹系统和多管火箭炮系统，以及西方卫星提供的目标指示，对俄方实施了最具破坏性的打击。然而，后来应用的更先进的武器，例如“海马斯”系统，却没能发挥出应有的更大威力。原因在于，随着战事向前推进，西方对乌克兰的侦察情报支持水平原地踏步，而俄方的反制（防空、伪装、散开、防御）能力却在不断增强，不仅防空、电子战系统得到了改进，部队伪装和散开的熟练程度也有所提高。但不可否认，西方将实时情报及通信基础设施提供给乌克兰使用的行为，还是对俄乌冲突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一旦这种“非致命”参与冲突的方式导致局势升级，那么涉及到的信息基础设施迟早会被宣布为合法打击目标，无论其归属如何。

值得一提的是，强大的轨道卫星集群不仅是决定国家武装力量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更是影响全球任何地区力量平衡和军事行动进程的有效手段。大国通过向盟友军队提供实时卫星情报和目标指示，以及可靠的太空通信，可以在没有任何风险且成本适度的情况下显著改变战争的发展轨迹。从国防和外交政策角度来看，增强太空能力应是国家的优先发展方向。

用好媒体宣传

俄乌冲突区别于以往冲突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媒体的发达程度达到了一个全新水平，交战双方控制信息流的能力急剧下降。

在面对武装力量薄弱的对手发动“混合”战争时，大国的宣传工具很容易应对新的媒体环境。首先，大国作为干预者有能力控制战争的进程和烈度。对于可能给社会民众造成严重心理创伤的事件，如整支部队被围歼，以及大批官兵被敌人俘虏等，都可以将影响降到最低。其次，如果事态进展不利，也可以像美国在阿富汗所做的那样，放弃一切，一走了之。但是，如果是在大规模冲突中，想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赢家也好，输家也罢，军事行动自始至终都伴随着严重的损失、挫折和失败。在新媒体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想掩盖重大行动失败和实力固有缺陷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坦率承认、迅速查实、做出解释并积极改正。

与1990-2010年代的“混合战争”相比，像俄乌冲突这样的全面冲突，给社会造成了更大的伤害，其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创伤甚至在冲突之后都难以抚平。在特别军事行动期间，俄罗斯将数百个电视频道作为主要的宣传工具，与身处特别军事行动作战区域外的千百万电视观众坦诚相见，实时通报战事进展情况。虽然每个频道向受众报道战况的角度和侧重点各不相同，但它们的宗旨都是促进团结，为军事行动助力。当然，也许是受现实形势所迫，俄罗斯采取的宣传手段也存在诸多缺陷，包括未经核实的信息被迅速传播、周期性地爆发恐慌以及在国内政治斗争中使用分化的信息资源网络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战争的主要形式是“新型代理战争”，在此类战争中，一个核大国向代理人提供信息支援（卫星侦察和目标指示、通信基础设施等）以及军事技术和专业知识，必要时在不至于导致核升级的情况下，对冲突进行有限干预。当前，世界权力和影响力的再分配，以及大国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正在转化为矛盾爆发的催化剂，而曾经能够遏制大国矛盾升级的核武器因素则在逐渐减弱，大国之间直接爆发大规模非核冲突的现实威胁自1960年代以来第一次真正出现。不仅如此，大国之间发生核战争的风险也依然存在，而且可能远超冷战时期。如此形势下，各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应是确保国家免受核打击并经受住长期国际社会动荡，而这样的任务只有通过严格执行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同时逐步制定规则和限制竞争才能够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