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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飞跃:迈向智能指挥与控制

发布时间:2015-01-22浏览次数:
  “智能”已成为当今社会一个核心的主题词,正引发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变革热潮。作为一门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和领域,指挥与控制如何面对智能科技?毫无疑问,从智能武器到智能战争,从智慧城市到智慧社会,我们必须迈向智能指挥与控制!
  问题是如何迈进?首先,何谓智能?智能的字典定义就是“获取和应用知识及技巧的能力”,但问题是“知识”和“技巧”差不多又是同样需要说清楚的名词,各自又是洋洋大观的学科及领域。难怪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无奈:“我知道我是智能的,因为我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当代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更是干脆:“智能的真正标志不是知识,而是想象”。如何想象?更是一个无边无际的问题。对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波恩的说法:“积累和应用知识的过程,作为全人类在长时期中的一种努力,必须遵循按指数增长的统计规律,而且不可能加以阻止。”实际上,今日之“智力爆炸”正应了波恩的总结,只是如何实现智能指挥与控制,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想象”。
  但是,不管智能一词如何火热,“智力爆炸”如何形容,人类智能,就是再加上人工智能,我相信还是有界的。对我而言,“有限智能原理”是人工智能的重要创始人司马贺教授的“有限理性原理”之自然推论。人类社会是和平发展还是战争冲突,取决于我们的理性程度,而发展的效率和冲突的形态,又取决于我们的智能水平。这一显而易见的道理,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示:虽然理性和智能都有界,但今天它们的界限或边界都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因此,作为指挥与控制和平发展及战争冲突的最直接、最重要、最关键的学科,指挥与控制这一学科领域本身需要的不是逐渐的改进,而是脱胎换骨的变革,至少是一次深刻的“范例转移”。
  如何变革?普鲁士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曾断言:“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我们希望与之反向的逆克氏断言,即:“政治是战争通过其它手段的继续”,成为世界冲突的新常态,这就是指挥与控制变革的目标和方向。而智能指挥与控制,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手段和途径。
  智能技术是应对当今社会所面临的各类复杂性问题之关键所在。在军事上,从以无人机为特征的高技术“明战”,以网络宣传及攻击为手段的信息化“暗战”,以政治影响为目标的社会媒体化“观战”,“三战合一”,同时设计、同时进行、同时反馈的跨域联合行动正成为军事与非军事行动的主要形式,也是如何进行有效指挥与控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这种“复杂联盟民用-军事行动(Complex Coalition Civil-Military Operations)”,特别是随着“智能军队”和“智能战争”概念的兴起与迅速发展,实际上已经对现有的军事组织和军事人员之现实能力提出了“非分”的要求;客观上形成了智能能力要求与智能水平现状之间的“智力剪刀差”。同样,在智能制造与智能经济中也面临这一差别问题。这一组织上和人员上的“智力剪刀差”,必须通过智能指挥与控制来弥补!无论是军事还是民用,这就是我们发展智能指挥与控制的动机、动力与目的。
  新兴的智能技术、新社会形态下的新的使命和任务,需我们在发展智能指挥与控制的同时重新认识指挥与控制的意义和功能。的确,重新认识和理解指挥与控制是今天的一项十分迫切的重要任务。因为不论是指挥与控制所涉及到的人,信息与结构及其对象,都已经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展了关于面向信息与网络的指挥与控制研究项目CCRP。同时,兰德公司也开展了以指挥与控制新模型为主的“信息时代的战争”等系列战略性研究项目,认为面对丰富和几乎毫无限制的信息及通信能力,迫切需要“一个更加深刻的指挥与控制理论”。
  如此形势下,作为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的旗帜性学术会刊,中国《指挥与控制学报》的创刊恰逢其时!人类在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网络化四个技术发展阶段之后,正迈向虚实互动的平行化时代,互联网+、社会5.0、工业5.0、军事5.0、情报5.0……,一系列以智能为核心的技术与系统即将兴起,既为我们带来许多挑战和问题,更为本学报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历史性的大好机遇!
  从提出创办中国《指挥与控制学报》到学报今天正式创刊,前前后后经历了两年多的筹备时间。在这期间,我们得到了学会名誉理事长李德毅院士和学会理事长戴浩院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学会秘书长兼执行主编秦继荣和各位副主编都为创刊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努力。此外,我们特别要感谢清华大学张育林教授和王兆魁研究员及装备学院范丽教授,他们为本刊的出版也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希望本刊在大家的帮助下,成为中国指挥与控制研究、应用和教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交流平台,成为促进指挥与控制迈向智能化的一个重要途径。